民国教育的精神底色

 

朵渔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翌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个时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启蒙圣经，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功莫大焉。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发轫期的时代背景。在民国教育的话语体系里，扫盲、启蒙与救亡是最显著的三个主题。扫盲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化、普罗大众化，如教育家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民识字运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主张，以及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主张等。而启蒙话语无疑是其中最激越的声音，属于精英阶层的事情。按当时受教育者之人口比例，能够读大学者无疑都是精英。精英是社会的塔尖，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指向，也是教育质地的直接体现。如果拉长历史的视线来观察一个时代的教育，建立了多少所名校，培养出多少位大师，大概都是小事情，关键是整个教育为历史的火车头提供了多少原动力。一场五四运动，就将民国之初的高等教育提升到一种精神高光的境地。1919年5月2日，当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传来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北京的大学生们迅即激愤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随即爆发。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五四运动爆发时，适逢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访问。1919年6月20日，他从北京给女儿写信说：“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的爆发，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无疑是其最大推手。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了以蔡元培“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理论为蓝本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取代了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也推翻了前清癸卯学制（即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一思想导向和精神基调第一次将教育与王朝命运的维系相推离，确立了较为现代的“国民教育”理念。如张伯苓创立私立南开大学时，就抱定“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理想；浙大校长竺可桢说：“大学教育之目的……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的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有如此之教育理念，自有“允公允能”、读书不为稻粱谋之精英学子、社会栋梁涌现。虽然当时整个北平只有寥寥几所高校，而作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在校生也不过两三千人，但这塔尖上的革命却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大变革。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学生。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学生被捕后，蔡元培即全力营救，随后递交了辞呈，悄然离京。他一方面对政府卖国无能、拘捕学生表示不满，认为学生们“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作为一校之长，他又担心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今后将不易维持”学校纪律。（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他写道：“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这一纸声明颇可玩味。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文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来，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的声援下，加之北大师生代表的苦劝，蔡先生始回校，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当年的大学校长们，虽然并不完全赞成学生上街游行，但一旦自己的学生遭遇不测，他们还是会拼尽全力去营救，在道义上绝不含糊。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先生曾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当时的一校之长，真可谓一所学校的象征。民国教育史上，也的确涌现出了一批学问精深、精神伟岸、作风无私的大校长。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颇有一些抱负，开始招收女生，淘汰了一批教授，大量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当时蒋廷黻正任教于南开大学，颇有名望，罗家伦有意请他，遂亲赴天津。而蒋廷黻在天津住惯了，不愿走。罗家伦左右搬不动他，只好耍无赖：“先生若不去清华，我就不走了，一直坐在你家。”说完就不响了，坐在蒋家熬了一夜。蒋被搞得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去清华。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仿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留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1930-1945年，蒋梦麟长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开始重振北大。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不屈尊，不降贵，拒绝政治干涉和党化教育，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即便是拿着国民政府教育经费的公立大学的校长们，也不含糊。当年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去浙大当校长时，竺可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为捍卫大学尊严和保护学生，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曾两次挑战蒋介石对大学的干涉，并留下名言：“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去衙门化，实自蔡元培始。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只发了一个布告，宣布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守旧派对蔡元培的此项任命颇为不满，认为陈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任教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只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1917年北大开始改革时，北大的新旧之争正炽。蔡先生曾自述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强调“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4卷第3期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自是其题中之义，甚至还隐含着知识共同体的现代理念。在此办学理念之下，这位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将北大带上了科学与民主的正途。1917年，蔡元培41岁，陈独秀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一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才俊之士、道德君子、启蒙先驱开始引领风骚，登上历史舞台。正是他们，在日薄西山的满清废墟中搭起三尺讲台，引领着这个老大帝国在血与火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当时的教授群体虽有革新与守旧的分歧，但道德学问均堪称一时之选。如胡适先生，当年号称“青年领袖”，绝非浪得虚名，他有这个资格。唐德刚评价说：“（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先生当年在北京米粮库胡同四号宅住的时候，常有青年学生出入。某次，有学生要来拜访胡先生，电话中约定上午七时，学生误听为下午。第二天，学生前往拜访，被告知胡先生不在家。正欲离去，胡适急匆匆赶来，迎至家中。胡问：“上午在候，何以不来？”学生说：“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也怀疑你误听，故特地赶回来。”如此姿态和雅量，如今做教授的，还有谁能做得到吗？

我认为，最能显现民国知识者群体精神风貌的标识性事件，一个是五四，另一个就是抗战。五四凸显的是启蒙话语，抗战凸显的则是救亡。国族危亡之际，方显教育者的精神本色。

1938年，外敌侵扰，人心动荡，“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平生杜门”的马一浮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请，以在野之身出斋讲授国学。竺可桢虽是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但他却拥有相当高的人文素养，在教育理念上也坚持通识教育、人格教育，受教育者将来要作为社会的“标杆”和“领袖”，“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因此，在兵荒马乱、人心动荡、国族危亡之际，他才会想到邀请大儒马一浮出山讲学。马一浮自幼饱读诗书，青年时期曾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一直到抗战爆发，他都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但大敌当前，为士者自不可独善其身，道义不可违也。

这场讲学因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值得大书特书一番。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士大夫在王朝崩溃、新旧嬗递、国族危亡之际“义不容辞”的高光演出。这年六月，浙大三院九十余名毕业生齐聚江西泰和上田村萧氏宗祠，举行毕业典礼。竺校长请马一浮为诸生作演讲，马氏义无反顾，“诵古训以献”。马先生所诵的古训，即《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哀公问曰：“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马氏认为，古之所谓士者，即今天的知识分子，“士者，事也，即能为社会服务之称”。“今毕业于国之大学者众矣，国家方当危难之时，其需材也亦亟矣”，因此，马氏勉励诸生不要负其所学，要在艰苦蹇难之中养成刚大弘毅之人格，以求服务于社会。择之精才能守之笃，才能自足而弗迁，自立而弗夺，自处而不失其所守，才能养成刚毅伟大之道德人格，成就盛德大业之君子，挽救国家于危亡。

    马氏所讲，虽根本上仍是“道德君子”之类，是“正人心”、“复性”等等心性之学，意在以此激发起诸生强烈的道德主体意识。诸生能否接受，全在是否能够对此先验道德意识有所感应。马氏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感应的，“有感必有应，所应复为感，其感又有应，如是则无穷。”惟其感应的存在，才能生发、交流。作为一个内心充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主义者，马氏是只患无感，不患无应，“只患不能感动诸生，不患诸生不能应”。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彼时国祸民穷，人心陷溺；此时莺歌燕舞，物欲横流。彼此不同，但人心并无大变化。大儒如马氏者，在那样的环境里，以在野之身犹希望诸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人在斯道在”，如今，不仅少了那样的老师，似乎也少了那样的学生，“感应”之说，渐趋奢望。

在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的战争浩劫中，最能彰显一国之教育那种生生不息、永不消殒的品格和力量。抗战暴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翌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多不胜数。西南联大在滇八年，培养精英无数。教授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立身不堕，弦歌不辍，且能苦中作乐，实为一可敬复可爱的群体。战时因物价飞涨，教授们大都生活困顿。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曾张夹设笼捕鼠为食。王力先生被迫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王力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而闻一多家境更困窘。他有5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闻会刻图章，于是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教育事业，甚至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何兆武先生在其回忆录里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有免费午餐。如果学生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的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很高，1946年颁布的《教育宪法》更明确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1949鼎革之后，教育的主流话语一度变成了“改造”。院系调整、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教育界都是重灾区，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的被改造、批判、检讨、洗脑……近读《吴宓日记》，感慨颇深。吴宓出身旧世名门，年轻时游学海外，1949年后在西南师大教书。因其旧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历次政治运动都曾亲历。比如1951年，吴宓参加西南师院学生参军评议大会，心高气傲、高雅出尘的吴宓对各种人际纷争深表鄙夷，对青春靓丽之女学生的表演更觉难过。“……发言者多女生，明眸皓齿，燕语莺声，而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及今乃叹观止矣。”大跃进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吃饭”遂成为大问题，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不少学生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1960年12月，吴宓讲授古汉语“况……乎”的语法结构，举例时信口拈来:“我每餐三两粮犹不足饱，而况二两乎?”不料，第二天便被人揭发，吴宓被迫再次检讨，并被勒令停课反省。到了文革期间，吴宓彻底“斯文扫地”，一向以拯救者自居的知识分子，瞬间变成了人民的罪人，心理上的道德优势也在一夜间崩塌，想要坚守师道尊严与道德良知几乎已不可能。某次，吴宓在街上散步，碰到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听到有人叫他“老师”，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张10元钞票，执意要送给那位年轻人。他说：“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如此凄凉，让人唏嘘。

师道尊严曾是中华礼仪的精义所在，在中国传统家教里，“师道”是断不可辱的。在民国教育史上，即便是在风云激荡、新旧之争日炽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师道”依然得以延续。陈寅恪便是一个非常讲究师道尊严的人，他率先垂范，“非如此者皆非我弟子”。据说陈寅恪在清华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时，课堂上用的参考书一定是用一块黄布包裹，而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裹。且一个人抱进抱出，绝不假手他人帮忙。避居西南联大后，王国维自沉，梁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了陈寅恪一个人，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谦恭若此。鼎革之后，陈门弟子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生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

                                         

                                               2014·5 社会山寓所

 

朵渔：诗人，专栏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写作诗歌、随笔。曾获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后天及奔腾诗歌奖、《诗刊》《诗选刊》《星星》等刊物的年度诗人奖等。著有《史间道》（天津人民出版社）、《追蝴蝶》（《诗歌与人》专刊）、《最后的黑暗》（北岳文艺出版社）、《意义把我们弄烦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乡的诗神》（北邮出版社）《生活在细节中》（花城出版社）等诗集、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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