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我为什么非要当一个“诗人”？(2)
④木朵：看来，时间虽然容易腐朽，一年又一年结束，但是如阿多诺所言，总会在某个时刻回头的，你在《早年的爱与现在的羞愧》（2003）中也写到某一瞬间被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攫住”，甚至这些被攫住的经验应答了你的自问：“还有什么可以再次搅动我的血液？”我注意到标题上的“早年的”，很快让我想到你曾经写到的“贫困的早年”（《八月十七日，雨》，2001）。“早年”、“现在”、“晚年”构成了一根常春藤般的铁索。你如何看待光阴的流逝？是什么促使你不断写着？阿多诺话中的“知识分子”与你所理解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一个不写诗的朋友戏称：它在诗人的“内讧”中几乎快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王家新：早年、现在、未来……我想还是换另一种方式来说吧，我们活着，我们的肉体、精神和词语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吸收着时间。我一直认为诗歌是一种经历，在90年代初写《反向》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诗歌与时间的关系。我有了一种觉悟，那就是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在通过我们而说话。与此相关，在那时我还提出了“晚年研究”、“文学中的晚年”这样的说法。好在人们似乎对它并无多少感应，它只对我个人有意义。
很多年前，闻一多就曾这样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总得有些中年才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出来后，朱自清称赞之余这样说“这大概就是闻先生所讲的‘中年’了”。冯至的“中年”的确不错，堪称绝唱，但是今天读来在某些方面仍让人不太满足：它吸收的时间还不够。它开始变黑了，吸收了时间素，但黑得还不够到家。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写作不仅来自个人的才能、经历和其它因素，它更有赖于对“文学中的晚年”的进入，正如你在以上所引用到的“你还要更老一些，老得足以使你看到童年的方向”。这样的“晚年”不是时间的尽头，相反，它充分吸收了时间，而又改变了时间的性质和维度，“不是你变老了，而是你独自用餐的时间变长了”（《变暗的镜子》），也就是说，你可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和写作了。当然，我在这里不想使用“终极性写作”这类说法，如果真有这种写作的话，它靠的也不是生与死这类词汇或对永恒的一厢情愿的热望，而是对时间的吸收，而这，需要时间。
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有两位的写作充分吸收了时间：诗人米沃什与作家卡内蒂。和他们相比，很多“天才”，很多甚至非常优秀（在某种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都还显得过于年轻。这里，我愿引用我翻译的卡内蒂的《钟的秘密心脏》中的一小段：“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因此，我怎么可能会对“天才”或青春反叛感兴趣（虽然人生往往要经历这个阶段）？即使是人们常提到的“中年写作”，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说我感兴趣，我倒是更认同于基尔凯郭尔关于人生分为审美阶段、伦理阶段、信仰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说法，因为这样的考察才深入到了人生的内里。我想我这样的人现在大概就处在这后两个阶段之间吧。不过，不要以为处在这后两个阶段之间的写作就没有“审美价值”，只不过它和年轻人的那种审美远不是一回事罢了。有人认为我对“诗歌美学”关注不够，也许。但什么是“诗歌美学”呢？它能够完全脱离开人生和历史而单独存在？如果有这样的“诗歌美学”，它恐怕也是充分吸收了时间的一个结果。
那么，是什么促使我不断写作？现在可以回答了：是时间。
另一个内在的起因是：为了不使心灵荒废。
至于阿多诺的“知识分子”和我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一回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尊重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和精神的精华。至于说“知识分子”在眼下几乎成了个贬义词，但又怎么样呢？早在很多年前它在我们这个国家和前苏联就成了个“贬义词”了。但又怎样？需要我们为此庆贺一番吗？
我不认为我就是个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了。我距这种存在还很遥远。但他为我而存在，他就在目睹着我们，这就是一切。中国诗为什么难成更大的气候，为什么只能在“内讧”或“窝里斗”中显示一番身手而不能像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那样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对人类的心灵讲话，就因为缺乏这样的“知识分子”。难道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看清这一点？
⑤木朵：同样是教导后人，杜甫说“诗是吾家事”，陆游则说“功夫在诗外”。一首诗是如何产生的？责任感？体验生活？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麻烦。由“功夫在诗外”推及“生活在别处”，好像都在兜圈子。正如你在《回答》（1998）中开头写到“要回答一首诗，需要写出另一首”。记得奚密在《为新诗一辩》中谈到：一首好诗也常常是一首“以诗论诗”的作品：它透过自身来演绎与示范究竟什么是“诗”。如果说“功夫在诗外”，那么什么在诗内呢？有人说，“什么是诗？”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它妄图通过概念来谈论诗。这种看法合理吗？
王家新：诗是如何产生的，这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不是那种灵机一动就写诗的人，也不是那种时时有“满腔”的情要去“抒发”的人。我更认同于里尔克在《布里格随笔》中所说的：诗不是情感而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去观看、去体验，如果回忆很多，我们还必须忘记，还必须有很大的忍耐力等待它们回来，直到它门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
我想我自己经常就处在这种状态中。生活，几乎是盲目地生活，然后遗忘，然后有什么从内心中醒来，有一首诗在要求着它的诞生……然而，这也只是经验的一部分。在这之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怎样把这“无名”的一切化为诗艺，化为一种确凿的语言的存在。
你谈到陆游的“功夫在诗外”，我不大理解，或者说我已不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来谈论问题。对一个诗人而言，何为诗外何为诗内？这个界线是怎样制定出来的？我只知道，诗人是为诗歌而工作的，他生来如此。他自己也没有权力不这样做。为了诗歌，他必须穷尽一切生命。即使他沉默，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是吾家事”。诗就是这样一种奉献。
至于“以诗论诗”，可以说，从《瓦雷金诺叙事曲》以来，甚至更早，我的很多诗中都包含了对诗歌本身、诗人命运、诗的写作问题和语言问题的思考，都包含了所谓“元诗”的因素。它们是关于人生的诗，但也是关于诗的诗，从它们的结构空间中可以引出多种意义层面，就看人们怎么来读。你在思考诗，你有了某种诗学意识，就会从你写的一切中透露出来，例如《词语》结尾部分的一段：
“我猜马格瑞特的本意是想画三个传教士默坐在那里，但现在他在暗蓝色的海边留下的，仅为三柱烛火，在风和更伟大的涛声中颤栗……”
这是在写对一个画家的印象吗？看上去是这样，但在实质上，它正是对“诗”和“写作本身”的思考、领悟和言说。只不过我从来不用“元诗”这个词，更不愿意以此相标榜。这不应成为一种刻意的姿态，因为这乃是“题中之意”：一个诗人的写作必须以诗歌为本体，必须像思索命运、上帝一样思考诗歌本身，必须深入到“文学的内部”去工作。而这一切，都不仅是为了写出几首好诗的问题，这还是一种灵魂的和“诗学”的锻造和建设。这样的写作对于“诗歌本身”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写作才能从文学的内部去推动文学前进。
⑥木朵：前天与一位朋友谈论你的《伦敦随笔》（1996）中“你”的运用效果，以及诗中和“你”开展对话的人物，她觉得你是一个致力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诗人，不少诗人在“小叙事”或“私人叙事”中谋求发展时，你依旧秉承着这支精神火炬。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也提出“向总体性宣战”的“多元化”发展策略。你是如何理解“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你的经验中包含的对过去历史的认知、海外生活以及对“母语”的感慨，是否让你成为一个念旧的人，时代的一个忠实记录者？通过第二人称“你”来展开叙述，是否有利于情感的释放？
王家新：“向总体性宣战”，也许自有道理，在我九十年代的一些文章中，我也借用了一些“后现代”的概念，只是我从不喜欢“宣战”这样的字眼和心态。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把“小叙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也构成了新一轮的二元对立。用“小叙事”来宣战“宏大叙事”，用“后现代”来Pass或“取代”现代主义，甚或宣判后者的“终结”。中国人嘛，最擅长干这个。从五四到“文革”，他们的头脑已经被塑造成这个样子，别的他们还会怎么干？
说我致力于“宏大叙事”，这可能是人们读我的某些诗的印象。我尊重这种看法，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你谈到《伦敦随笔》这首诗，正好我也看到一些各方面的对它的解读，有的解读还比较到位，更多的我真不明白它们在说什么。有的“解读”，那是在读诗吗，那是在下“政治结论”。要下政治结论也可以，要“活埋”一首诗你也挡不住，但总得先把一些管用的铲子和铁锹发明出来吧。
同样，要称赞和肯定一首诗，靠那些陈词滥调也是不行的，反而会帮倒忙。这需要重新发明一种关于灵魂的地质学、天文学和矿物学的语言。这就是你所引用的：“要回答一首诗，需要写出另一首”。
我想说的是，人云亦云，或跟着一些风尚一起起哄是容易的，但面对一首诗，或一个诗人的难以界定的创作，这才对人们的心智、良知、洞察力和感受力构成一种真正的考验。不幸的是，很多人是很难过这一关的。
话说回来，如果说有“宏大叙事”或“小叙事”这两种不同的写作的话，它们也不可能是截然分开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种语境中。一个真正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的写作者，他要“消解”的正是这种二元对立。我曾在回答日本普美子的问题时谈到《伦敦随笔》是一种“整合式的写作”。这种整合，很可能就包括了对这两种“叙事”的整合。但无论怎样整合、怎样写，它都应起源于对个人经验和内心声音的深入挖掘。不然，它都不会是诗，不会具有诗的坚实的内核和质地。“大而空”要避免，但难道就没有“小而空”吗？
《伦敦随笔》是我从伦敦回到北京两年后写的。当你经历了这一切再回头看，“另一个自己”就浮现出来，历历在目，而又让你不能平静。因此我在诗中用了“你”，以展开一种不无艰难的自我辨认和对话。另外，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念旧”或对“母语的感慨”都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一切都不仅是情绪上的，这还涉及到对一些更为根本的事物的认知——这一切，正如米沃什所说：“把流亡作为一种命运接受下来，就像接受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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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7/25 8:46:49 评论者：匿名网友 IP：106.1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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