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中国：一个赤子的梦想-赤子精神-中国赤子诗人奖

罗素的中国：一个赤子的梦想

20世纪初，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变成一种狂热的、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几乎把西方世界推向了自我毁灭的边缘。“一战”之后，西方知识界对资本主义文化、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普遍抱有一种相当悲观的态度。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罗素就是如此。西方文化既已病入膏肓，罗素就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在东方世界能够找到希望。于是，1920、1921年间，罗素相继访问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国家：俄国、中国、日本。

不过，在访问之前，罗素对日本早已失望。因为20世纪初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昭然若揭，罗素认为日本既学习了西方的缺点，又保留了本民族的缺点，是把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与腐朽的神道迷信、狂热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一个怪胎。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的罗素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本来是抱有厚望的。1918年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还说：“这个世界糟糕透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唯一的光明所在。”但当1920年他来到俄国，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在俄国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一场愈来愈甚的恶梦”，这是一种“压在心头的极端的恐怖感”：“残酷、贫困、猜疑、迫害，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气氛。我们的谈话不断受到暗中监视。深夜你会听到枪响，而且知道是唯心主义者们在狱中被杀害了。”他发现诗人被强迫按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教授韵律学，医生在违心地说“只有经济状况影响人的性格”。他亲眼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列宁一小时的谈话他却发现列宁“才智有限”，“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很狭隘，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恶作剧般残忍的气质。”总之，他对俄国的印象就是：“我感到人类生活中所有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为了迎合一种肤浅而狭隘的哲学而遭到破坏”，俄国已经比西方还“西化”，对人性的戕害更甚。罗素的俄国梦破灭了。

　　刚从俄国返英，罗素就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就马不停蹄地到中国来了。

　　“少年中国”

　　一到中国，罗素真是喜出望外。他发现与苏俄的阴霾、沉重相比，这里一片活泼、可爱。罗素一下子迷上了这个国度。在甫抵上海的欢迎宴会上，中国主人们以漂亮的英伦方式致词，英语流畅娴熟，妙趣横生，令罗素十分吃惊，他感慨：“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接下来他被安排去游览西湖，对“美不胜收”的西湖大加赞赏：“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意大利的美。”然后乘船去武汉、长沙，在长江上的旅行心旷神怡，恰与在伏尔加河上旅行的压抑、恐怖成鲜明对比。离开长沙，罗素坐火车抵达北京，在北京大学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讲学，并广泛接触中国各界人士。

　　罗素终于发现人类文明的希望了。他写到：“中国人似乎是理性的快乐主义者，很懂得如何获取幸福，通过极力培养其艺术感而臻于美妙的幸福，而有别于欧洲人之处在于，他们宁愿享受欢乐，而不去追求权力。各个阶层的人都笑颜常开，即使地位低下的人们也是如此。”在罗素看来，西方文化病入膏肓，就是因为它打着“进步”的旗号，无限度地追求权力、金钱，把永远的征服、竞争、开拓、变化、不满、破坏变成了生活方式，以至忘记了生活本身，忘记了幸福，忘记了人的尊严。而中国人却还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温和、节制、富有生活情趣。

　　罗素对中国人的风趣幽默印象极深，在回忆录中他讲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他的英文秘书赵元任（Mr.Chao）爱讲双关俏皮话。有一次罗素给赵看他的一篇文章《现在混乱的原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赵说：“啊，我想，现在赵氏的来源就是先前的赵氏（the causes of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还有一次两个胖胖的中年商人邀罗素去乡下看一座著名的古塔，等罗素爬上去，发现那两个人没有上来。罗素问他们为何不上来，这两个人严肃地说：“这座塔随时可能倒塌，我们觉得，万一它真的倒了，最好有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能够证明哲学家是怎样死的。”其实是天气太热，他们又胖，懒得爬，所以开个玩笑。

　　在罗素看来，中国人古风盎然，人们生活中也不乏艺术情调。他还说中国的统治者也性情温和，并不嗜好权力，他们只是想贪点钱财、安享生活而已。中国的老百姓更是性情宽厚、不狂热，比如西方国家变为共和国，人们往往是砍掉君主的头或将其流放国外，而中国人却依然保留皇帝的称号，并给予优厚的待遇，让其安宁舒适地生活在紫禁城里。

　　尤其重要的是，同大量中国知识精英的接触，罗素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已对西方文化的弊病有深入认识，他们已有相当的自觉去选择性地学习西方的好东西，比如科学、民主，而祛除那些坏东西，比如动乱不安、利欲熏心等等。这样，罗素的看法渐渐形成：中国人完全可能把东西方文化的优点融为一炉，创造出一种珠联璧合的灿烂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于是罗素开始向西方世界大声呼吁，中国不是“老大帝国”，而是“少年中国”，中国人可能拯救人类文明。而他自己则“愿为中国竭尽微诚”。

　　百年一梦

　　罗素是一位热情、天真的赤子，是一位心怀天下的国际主义者，我们不怀疑他对中国之爱的真诚。然而，罗素对中国文化的观感确有其片面之处。这主要是因为，罗素来华的时间，即“五四”前后的民国时代，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其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解体，政府权力严重衰退，思想言论相当自由，欧风美雨充分滋润，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可以说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主义纷起，创新迭兴，知识分子们才情舒展，个性鲜明，成绩斐然，这种文化盛况可以说先秦以来罕见。而一战后西方人的悲观也正刺激了彼时中国知识分子创造新文明的文化自信心，一扫晚清以来的自卑、压抑，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中可见一斑。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中国，中国知识界的这种朝气、雄心正与罗素的心境一拍即合。

　　中国主人把罗素奉为“孔子第二”，迫切希望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道路给出指导。经过再三思量，在离开中国的告别演讲中，罗素明确表示，中国可以走俄国的道路。因为俄国式集权专政的道路可以帮中国更快地普及知识、建立实业，而不染资本主义的毒害。而且，他还天真地设想，有俄国在前，中国可以及时地吸取其经验，避免其教训，避短扬长，走得更好。后来的中国，也确实按照罗素的建议大步走了下去。

　　一梦百年。对这条道路的是与非，历史已给出评断，我们无需多说。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这条道路对罗素所欣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远甚于资本主义，倒是日本、台湾等地区更好地保存了东方文化，走出较有特色的道路。

　　1921年7月，罗素离开中国，一去不返。但我们可以断定，如果罗素三十年后再访中国，他会碰到比俄国更大的梦魇，他对中国文化的印象会决然不同。而如果罗素来到当代中国，则观感也绝不会好于当年他对日本的看法。中国今日的疯狂、破坏，金钱至上，权力崇拜，人的“蚁”化、“奴”化，估计会让罗素绝望。今日重读罗素，我们真的希望中国人像他当年描绘的那样阳光，那样温柔、那样富有生活情趣。

前一篇:金岳霖的故事下一篇:思想言论—赤子拳拳的爱国精神

网友评论

发表于：2023/7/25 8:46:49 评论者：匿名网友 IP：106.114.159.*

测试